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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手之萍水相逢

2019年04月25日 13:12

    因此,专家们强调,语文教学,既要重视包括字词使用、语法结构等语言能力的培养,更要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习主体的思想水平、道德品质、文化品位、知识视野、智力发展、人格个性的塑造,在长期的教学、熏陶、浸染之后,将这些内容积淀内化为一种基础,再通过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考试过程展现出来。

    改革的锣声刚刚响起,有些人就担心“换汤不换药”。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也要看到改革的大趋势已不可阻遏。高考的政策性很强,虽然总是饱受诟病,但考虑公平和维稳,改革的步子一直是很沉重而缓慢的。而这一次改革框架的出台比较猛,是因为整个社会大的改革潮流在推动。如果这场改革不满足于减少考试科目,而切实地在考试内容方式以及命题、阅卷等方面做一揽子改革;如果能进一步解放思想、纠正弊端,那改革就是很值得期待的。

    周国平先生在《教育的七条箴言》中这样说道:“何为教育,教育究竟何为?教育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古今中外的优秀头脑对此进行了许多思考,发表了许多言论。我发现,关于教育中最中肯,最精彩的话往往出自哲学家之口。专门的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倘若不同时拥有洞察人性的智慧,说出的话便很容易局限于经验,或拘泥于心理学的细节,显得肤浅,琐碎和平庸。”哲学是一切学问的学问。哲学教人爱智慧、教人明人生、教人察人性。哲学是心灵的学问,它能让人活得潇洒,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活得有价值,有意义。读哲学,才能过上真正意义上的人生!

    为促进大学校园传统文化的传承,叶朗和白先勇先生一起筹划了“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计划包括在北大开设“经典昆曲欣赏”选修课,举办昆曲经典剧目演出和大师汇演,举办昆曲工作坊、昆曲讲座和研讨会,开展昆曲艺术的学术研究,出版昆曲大师传记,建设昆曲艺术数字平台和昆曲影像数据库,培养新一代昆曲艺术人才等。

    而如今,却违背了教育最基本的规律,人的成长最基本的规律。超越学生的学习阶段,急于灌输各种思想,《学记》中提到教学不能“凌节而施,躐等而上”,而今天为造机器、工具、螺丝钉就必须来个“教育大跃进”。

    有道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也正照应了昆曲《班昭》中的四句唱词:“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好文章在孤灯下。”只有我们以甘于清贫、淡泊名利的心态,去除浮华,去除噪音,去除功利,才能守护住灵魂深处的宁静。在宁静的教书育人过程中,品味自己和学生的相互润泽,感悟岁月年轮与自己特有的教育情怀的对话;也只有在宁静中,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平凡,感受到宁静自身的非凡意义,才能用自己一个平常人的体温触摸到教育那张温暖的脸,并引领自己走向远方。

    新的一学年又开始了,看着院里孩子穿着校服迎着朝阳去上学,真是发自心底的羡慕,原因是我当学生时那会儿没有。我说孩子穿着新校服真精神,孩子他妈说,这一身校服快1000块钱。这哪值这个价格吗?如果嫌贵孩子就不给报到……说起校服这茬儿事,有过经历的人都无奈地叹息摇头,似乎人人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都能发一通牢骚,但是一批批学生走进学校走出学校入学毕业,还得在这种家长不满意不情愿中给孩子购买那并非称心如意的校服。道理非常简单,买校服是硬性的,学校道理多多且能均站住理,不同意,可以,领着你孩子回家。到这儿会儿,家长们还有什么辙?客观地说,学生着统一校服的必要性无可厚非,家长学生也几乎没人反对,问题关键是那校服的价格,以及价格与质量的性价比是否合理,是否物有所值,钱花的是否冤枉。从这些年学校卖给学生的校服看,家长的反映是价格虚高,质量一般般或部分面料做工低劣,远不值付出的那些钱。现实是孩子要上学,学校规定必须穿学校统一定制的校服,不买不穿也可以,那就直接回家不必再来好了。因而,校服成了成绩之外上学的必须附加条件,必须人人个个都得买。所以尽管家长都心知肚明这校服根本与其价格不符,为了孩子也不得不就范,学校要多少只能交多少。对此,家长有愤懑有意见,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有什么辙?一句话,学校说啥就是啥,不服者可以给你孩子转学或叫孩子退学回家。当然了,学校也“讲理”,你可以到教育局反映啊,不行还可以到法院告啊。听着没错,哪个家长愿意走这条路?即使愿意,胜诉的把握有几分?你有真凭实据吗?退一万步,即便是你赢了官司,你孩子哪个学校还能接受?学校和学校在这个问题上是同命相连的一家人,校校相护是自然而然的,造了这家的反等于惹了这个区域所有的学校,后果很严重,说不准儿你孩子就成了本区域的“名人”了,成了所有学校的“畏惧”不敢接受之人,为了区区几百上千块钱引来的麻烦超过几个十几个几百上千的代价不说,弄不好真耽误了孩子的学业。谁愿意冒这个风险呢?也正因为基于此等考虑,校服价格虚高问题才这些年一直存在着。

    语言是人类的家园。一千多年来,我们的前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学经典,如《离骚》《哀江南赋》《陈情表》《出师表》《陋室铭》《兰亭集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这些用文言撰写的不朽之作像一条永不枯竭的河流,滋养了无数世代的中国人;与此同时,也化为文化基因融入炎黄子孙的血脉里,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

    “铁饭碗”即将被打破,有人高兴有人忧。忧者担心,打破教师的“铁饭碗”,可能会得罪人,可能会给教师带来压力,可能会给学校管理带来一些麻烦。而复杂的退出程序如果操作不公,麻烦可能会更多……

    罗辑、邓伟等认为,从各省近年来作文命题的趋势来看,高考作文首先将会更多地把视角放在倡导学生关注时代,引导孩子做时代人、社会人,而不仅仅是读书人等方面。“高考作为指挥棒,作文命题会更多引导孩子关注发展关注世界,不能停留在教材里感悟生活。”邓伟说。

    新法甫立,很难完善。比如虽然没了统一加分,但随着自主招生的普遍展开,那些习惯了大一统、办学大同小异的高校们,在还没弄清楚如何招收到适合本校的生源之前,要在统一高考后极有限的时段里完成招生,最容易的做法多半仍是只看分数、看证书。比如“全国一张卷”后,在基础教育质量远未实现地区均衡的现实中,也可能会产生新的不公平。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龙园中学雒会龙:可行的办法是把高考成绩揭晓后的加分结果公示,变为高考前的加分监督公示,同时严格等级考试流程,让腐败者没有腐败机会。

    曾经有人说,文言难懂难学,不够大众化。但人类创造语言并不仅仅用于“你吃了吗”这样的低层次交流。与地球上别的动物相比,人类是一种具有高级精神活动的动物。她需要有一座精神殿堂。而在这座殿堂里,需要用另一种更深沉、更庄严、更典雅、更具仪式感的语言来表达。文言文,以及用文言文所撰写的赋、表、记、铭、传、碑、祭文、对联等,便是这种需求的具体体现。

    谈教材管理

    刘利民: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提出了“两依据,一参考”,其中一个依据是统一考试成绩,再就是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这次改革强化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主要是为引导学生认真地学习每一门课程,避免严重偏科,也是为高校科学选拔人才创造条件。

    诚然,作为独立(单个)阅读材料,这样的结尾是必要的,因为任何一篇文章它总要给人以启迪,这样的结尾可看作是“卒章显旨”或“画龙点睛”;然而,作为作文的命题材料,它的功用是让考生通过阅读,自己去思考和感悟,以便有效检测考生的认识水平和思维品质;而一旦有了这样的结尾,也就意味着将现成的立意和结论提供给了考生,这实质上是“主题预设”或“结论先行”。由于写作的内容单薄,指向单一,并没有能给考生提供自选角度、自定立意的多种可行性,客观上也剥夺了考生独立思考、自主立意的权利,也让作文题目中的“角度自选”、“立意自定”等要求,很难落到实处,所以命题材料中这样的结尾也就成了“画蛇添足”。

    首先应该知道,见义勇为等优秀的道德品质正在流失,我们需要它们,因此就应该对相应的行为给予鼓励。而对于学生来说,最大的鼓励莫过于高考加分。

  相比普通类型自主招生,复旦、交大的特殊类型自主招生报名条件降低了,但选拔方式与以往自招有很大不同,因此高考生们有喜有忧。不过,复旦附中副校长吴坚明确表示,“631模式”更强调客观标准依据,公信力更高,与中学教育秩序衔接得也比较顺畅。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主要原因为:一是语文教育目标与具体的教学目标不够明确,“三维目标”被任意分解;二是教学内容不够具体,语文知识学习、语文能力训练及人文素养熏陶未能有效体现;三是教学方法使用不够恰当,“教”的方式游离了语文教育本体,“学”的方法有违于“自主、合作、探究”的精神,课堂教学过度使用多媒体,语文课变成了音乐课和表演课;四是课堂教学形式化较重,语文教育的审美鉴赏、情感熏染、思想启迪等作用被忽视,使极具诗意的语文课变得枯燥无味,削减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19省份明确高考改革启动时间 多数从明后两年开始

    今年9月,浙江新高考(课程)改革细则出台。过去,理科是最容易拉开分数的,但在新的高考制度下,理科的拉分空间变小,而相反的,语文分值的提升,且只能考一次的机会,使得新高考中,语文的重要性急剧提升。

  人生皆有梦:在喧嚣的尘世中,台湾作家李乐薇的梦想是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空中楼阁”;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中,诗人海子的梦想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对秋水长空、万物勃发的壮丽河山,青年毛泽东的梦想是领导亿万人民在“苍茫大地”上定“主沉浮。而面对北大的未名湖和博雅塔、清华园、人大的“实事求是石”,浙大的启真湖、月牙楼,武大的樱花,复旦的日晷,南大的鼓楼------我们的梦想就是让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是审题与立意。尽管每一次的评分细则中都强调,审题立意(角度)只是写作要素之一,但在实际评判过程中,许多老师自觉不自觉坚持审题能力是写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审题不准,就是写作能力不高的表现的认知。如果一个考生,在审题与立意存在偏差,要进入一类卷,是没有可能的。因此,不要天真地认为淡化审题,就是毋须重视审题了;偏离了题意,则不可能拿到一个理想的分数。

    记者:《意见》为何提出适度稳定乡村生源,如何才能做到“适度稳定”?

    大学要有大师,先得有人立志做学问成为大师。想起晚年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先生的人生选择。如果早年不曾冲破重重阻力回国,世界科学界或会多一个著名物理学家乃至华裔诺奖得主;回国的选择,让他数十年间过着简朴低调的生活,却将祖国的航天国防事业一举前推了至少20年。孰重孰轻,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名校毕业生,一样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而大学,正是让青年“一开始就要扣好”人生扣子的关键之地。

    胡适曾在演讲中说,青年不可短视,带着近视眼去看自己的前途与未来。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青年人对国家的贡献和前途将是无可限量。时代不同,“五四”青年的足迹我们无法复制,但精神的延续却可照亮当今青年的漫漫征途。

    提倡科学主义的结果必然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技术化,规范化,变成可批量操作的行为,凡事一刀切。什么都是量化。

    这是多么天趣盎然的文章。可是被老师说成没思想性。还有一篇:

    在教师的评审过程中,按照个人申报、单位推荐、资格审查、组织评审、审核公布等程序。一般每年由地方人社部门发布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地方教育局、职称管理部门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并和人社部门共同组织评审,最后报同级或上一级人社部门审核。

    一方面,要关注中国传统艺术,关注传统艺术的当代形态、当代价值,把传统带入当代语境;另一方面,要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关注当代艺术的历史由来、未来走向,用当代衔接历史和未来。目前需要发现、需要照亮的,是那些在当代能够真正体现中国精神的艺术。

    其次,要完善学习监督和效果评价机制。要优化学习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重视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实现教学及其管理平台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及时评价和反馈线上学习效果。要不断提高教师的线上教学水平,提高学生线上学习的主动性、自律性和选课完成率。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大背景之下,“讲法治”成为《守则》单独的一项,向中小学生灌输守法观念;中央政府近年来力推“生态文明”,《守则》里便出现了“践行垃圾分类、低碳环保生活”等内容,这些强烈体现了时代性。

    我国正开展新一轮教育改革。不少学生家长盼望改革能够“改出”越来越多的“放心学校”——让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放心,学校能够真正教书育人。

    按照我国现行的教师法,“自由教师”的管理本来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该法适用于“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不论是做个体户,还是在线授课,都可以视为在教育机构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因此,应该按教师法执行严格的准入门槛。但在现实中,“自由教师”的准入门槛却比体制内的学校低得多得多,有的则根本就没有门槛。原因在于,目前对“自由教师”、在线教育的监管还处于灰色地带。要规范“自由教师”的发展,需要明确“自由教师”的注册、管理制度,同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教育消费者的选择,把不合格的“自由教师”淘汰出局。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

    舞台上,秦勇穿着大珍珠为他设计的白色T恤衫。秦勇说,得知骑自行车是对感官协调能力最好的训练,他就陪着儿子开始了一年之久的练习,当大珍珠终于可以稳稳地坐上自行车骑上一小段时,秦勇忍不住落泪,“从那天起我就坚信,他什么都能学会。”

  高考改革不是特意要“革”谁的命,高考改革是为了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是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的选择权利和机会。

    然后,高校扩招,大学生自主择业,国外留学越来越方便……一系列的变化,让大学完成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高考不再能“彻底”改变命运,它只是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一种资格选拔,并不必然决定未来。与此同时,高考制度的缺陷及其科学性和公平性,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少年不宜”了。

    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是在1991年。当时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从事了三个月的研究。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所以我们各有各的自尊,也各有各的骄傲。此后,我与香港中文大学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1997香港回归前后,我看见他们的挣扎,也了解他们的努力。从2008年开始,我成了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双聘教授,合作更多,观察自然也就更为细致。两相比照,我发现:香港的大学越来越自信,内地的大学却越来越不自信。

    校服的质量和价格两者之间原本的内在逻辑关系人人皆知,按千年不变的一分价钱一分货,高价高质量低价低质量的定律看,问题出在了高价低质量,这就令人难以接受和理解。这其中有无猫腻,为什么形成如此状况呢?或许一个小例子能说明一些问题。前十几年,笔者单位的一个“能人”通过区教育局的关系承揽了辖区十几个学校校服的生意,一笔下来赚了十来万,受到领导的表扬。底下私聊中得知卖给学生一套200几十大元,其成本不过区区百余元。简单一算盈利绝非十来万,“能人”说,盈利咋可能咱都拿走,局里和学校领导不给打点你能拿到这业务?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恰巧那批校服很凑巧地被单位的几个员工子弟穿到身上,洗了两水那纯化纤的面料起球挑丝原形毕露,家长无不骂骂咧咧。这可能是众多校服的一例,虽不敢说所有校服都有这样背后的腐败和猫腻,但也不能说全国仅此一例。邻居家宝贝女儿日前新领回来两套崭新的校服,看似不错,仔细一看光泽闪闪,用手一摸细腻滑溜,她妈妈说,纯化纤的,1200多,死贵死贵,在学校还不敢说。花这钱能在批发市场买4套……学校本是教书育人教孩子们学好向善之地,在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大潮冲击下也改变了模样,把原本高尚干净场所变成了掘金场,挣钱的狠劲儿和猛劲儿丝毫也不逊于无良商人,甚至比奸商更黑更狠。商人做生意挣钱还需本钱,学校无需本钱坐收红利拿回扣,也算是天下少有的暴利生意吧。这些,给孩子们心灵上留下的是什么?在学校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老师和学校各级领导一直高唱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培养思想道德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等等一套一套的,可这些校服里蕴含的肮脏龌龊给孩子们思想深处心灵深处留下的是什么呢?

    这个故事中的父母,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他们对孩子的要求确是“因材”而异,在很多家庭中都能看到类似的情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推进教育改革过程中,专业机构的科学评价十分重要。客观而言,我国现在正在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学校管理制度改革,如何对大学办学进行科学、客观评价,面临很大的挑战。排行榜制作机构应坚持独立性、专业性,对大学的办学进行符合教育规律的评价,而不是一味迎合功利的诉求,拿一些功利的概念进行炒作,这会影响专业评价机构的健康发育,也会干扰教育改革。

    他说,教育部提出来的自主、合作和探究,各地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实践,在全国上百种教改模式中,自主、合作、探究这六个字贯穿始终,与过去“孩子们张着嘴等着灌”大不相同。

    但线联平透露,最终方案要以经过批准后的正式消息为准。臧铁军表示,是否将提前公布,需要经研究而定,但最迟将公布在下发给考生的高考考生手册中。

    对于打破一考定终身,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的改革,去年出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强调,以此观之,真正有价值的“三位一体”甚至“多位一体”,是建立起基于统一测试的高校自主招生体系,最方便的操作是,把统一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转变为评价,高考成绩公布后,每所大学自主提出申请者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考生同时可以申请若干所高校,高校独立进行录取,在录取时可结合考生的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每个考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确认,如此,扩大了学生选择权,也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真正建立起多元评价体系。

    回溯这轮高考改革的源头,可追溯到2005年。

    另有家境更殷实的人家,则利用寒暑假延请旧学功底好的先生上门补习。杨振宁先生幼时在厦门上过私塾,在母亲的指导下背过《龙文鞭影》。后在清华上初中的暑期,时任清华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先生,特地请了清华历史系的一位高材生教他《孟子》,花了两个暑假才把一部《孟子》讲完。后来,杨振宁回忆说:“现在想起,这是我父亲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才能时,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极力把孩子朝这个方面推。但当时我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却要我补《孟子》,这对我这一生有很大意义。”

  今年把104名毕业生送入北大和清华的衡水中学,再一次引发了舆论对这种超级中学的担忧。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开设“批判的教育社会学”公选课,指导本科生、研究生进行教育调查。其中有一篇《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是对毕业自衡水中学的北大在校生的访谈,从学生视角对“衡水模式”的揭示,可补充一些宏观议论之失。

    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钱权交易盛行,整个社会失范是其中的根本原因。中国人貌似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重视教育,当孩子上学成为每个家庭头等大事时,不择手段就成了很多人的惯用手段,舞弊,腐败就必然找上门了,当整个社会失范,没有了底线,教育想出污泥而不染,很难。